近年來，隨著大數據、云計算、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數字技術迅猛發展，數字經濟日益成為全球產業要素資源重組、結構重塑、競爭格局嬗變的關鍵力量。加快數字經濟發展，已成為世界各國把握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先機、推動產業效率變革與動力變革、應對激烈的國際競爭、打造產業增長新引擎、拓展產業發展新空間、實現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數字經濟之所以受到高度的學術關注，并不僅僅因為數字經濟本身的現實重要性，更在于傳統經濟學理論不能很好地解釋特定的數字經濟現象。正因此，有學者認為，雖然數字經濟沒有沖擊基礎的經濟學理論，但實際上造成經濟學研究重心的轉移，甚至有學者認為，網絡技術的發展正在改變產業的基本性質，對傳統經濟理論構成根本挑戰，全部經濟學都將因為數字創新浪潮而重寫。數字經濟不僅為各國的經濟增長實踐，也為經濟學理論拓展打開了重要的機會窗口。按照經濟學理論拓展的邏輯，面向數字經濟的經濟學就是要識別那些傳統經濟學無法很好解釋的數字經濟特異現象，并通過拓展甚至修正既有的經濟學理論，對有別于傳統技術經濟范式的數字經濟和產業發展給出更加邏輯一致且盡可能簡潔的解釋。
（一）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義與價值維度
在新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已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戰略。從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內涵來看，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更好地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真實需要的經濟發展方式、發展結構和發展動力狀態。這意味著經濟發展目標要從專注速度走向專注質量，即在供給側層面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指引，實現經濟運行效率與質量的雙重統一，實現更高效率、更加公平與更可持續的發展。其中，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第一動力，協調是高質量發展的內生特點、綠色是高質量發展的普遍形態、開放是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標。從資源配置的視角看，高質量發展回答的問題是如何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更高，解決資源錯配與誤配等資源配置的結構性問題，并通過資源配置效率的改善提升整個經濟發展的充分性、有效性、協調性、創新性與可持續性。從經濟發展的生產要素視角看，高質量發展主要是依賴于創新要素、技術要素以及數據要素構成的核心生產要素驅動經濟體系的質量變革、效率變革與動力變革，即通過創新包括技術創新、產品創新、工藝創新乃至管理創新重塑微觀市場組織的生產效率，實現創新型經濟體系的構建與演化升級。相應地，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中觀視角則是產業層面的高質量發展，產業高質量發展包括產業組織形態的高級化、產業技術創新的可持續性以及產業結構的合理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指向產業發展質量的高級狀態，其過程必然伴隨著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以及新興業態的加速涌現。
從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內涵來看，產業高質量發展存在多重視角的界定與理解。第一重視角從生產要素視角界定產業高質量發展，即創新要素驅動的產業高質量發展，它強調通過技術創新要素驅動產業轉型升級，改變傳統產業發展模式，實現產業的高質量產出以及效率改善。第二重視角則立足產業結構，認為產業高質量發展主要是產業結構的升級調整，包括產業內的結構優化以及產業間的升級轉型，即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通過產業內的結構調整與產業間的升級轉型形成合理化與合意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第三重視角立足產業發展的產出視角，認為產業發展的價值最終不僅僅是產業內各類產業組織生產效率的系統性改善，更是整個產業與外部社會、環境的共生融合發展。它強調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創造出符合經濟、社會與環境多重綜合價值導向的綜合績效，實現產業與人、社會、環境的共生融合發展。實質上，產業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動態性以及演化性的過程，產業高質量發展必然與生產要素、產業組織、產業環境、政府政策以及外部社會組織等相互協同。因此產業高質量發展必然是產業內環境與產業間環境的相互協同演化的效率改進、動力升級與質量變革，其核心理念是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與共享的發展理念下實現產業創新發展、產業協調發展、產業綠色發展、產業開放發展與產業共享發展，最終創造涵蓋經濟、社會與環境的綜合價值與共享價值。
從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價值維度來看，產業高質量發展絕非單一價值維度能夠準確刻畫，涉及產業競爭力、產業創新力、產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及產業安全性等多維指標。具體而言，從產業競爭力來看，主要包括產業國際競爭力與產業效率，前者主要反映產業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相對地位以及全球價值鏈中的基本位置，其核心表征是國際市場占有率以及產業出口增加值；后者主要反映產業自身發展過程中的產業利潤、勞動生產率、帶動的就業增長率等核心指標。從產業創新力來看，主要是反映產業創新能力與創新效益的維度，包括產業研發投入強度、專利以及自主發明專利的擁有比例、關鍵核心技術自有率與技術收入。從產業可持續發展能力來看，核心是產業發展的經濟效益、社會環境效應。經濟效益主要是規模效益、財務效益以及技術進步效益。社會環境效應包括產業對其它產業以及社會的貢獻，尤其是在就業以及社會治理等領域的貢獻。環境效應包括產能利用率、能耗比例以及污染排放率等。從產業安全性來看，主要指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要素依賴程度與產業內的組織協同程度，前者包括技術對外依存度、資本對外依存度以及產品設備對外依存度等，后者主要是產業鏈內企業間的協同程度與共享程度，反映產業組織的抗風險能力。
（二）數字經濟驅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邏輯
數字經濟驅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在核心邏輯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層面。
第一，在生產要素層面，數字經濟驅動產業高質量發展過程中，數據要素成為區別于傳統工業經濟時代下勞動、土地、資本的全新生產要素，且數據要素能夠獨立存在于生產部門之外，成為產業創新發展的全新生產要素。從傳統工業經濟時代的主導產業、實體經濟的核心產業制造業來看，驅動制造業創新發展以及高質量發展的傳統生產要素離不開勞動、土地、資本。即通過高素質勞動力構成的人力資本與智力資本驅動整個制造環節的優化升級，通過金融資本緩解制造產業的融資約束，從而推動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要素成為核心的生產驅動要素。數據要素能夠滲透到產業發展的每一個環節之中，如面向產業鏈的研發設計、生產制造以及銷售服務體系，從而形成數據要素驅動的開放式創新網絡智能制造體系以及用戶體驗與用戶定制化服務。數據要素能極大程度地提高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資源配置效率，原因在于它能夠實現產業鏈不同環節之間的有效銜接，通過數據自動傳輸、大數據分析以及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實現產業發展過程中不同產業鏈環節的相互協同。尤其是數據要素能夠與產業發展的其他生產要素有機結合，如數據要素與勞動要素、資本要素等有機結合，推動傳統生產要素在涉入產業鏈各個環節之中的價值創造效應不斷深化。
第二，在產業創新模式層面，傳統產業創新模式主要是在同一產業鏈范圍內的上下游企業之間開展合作創新，以及在支撐產業鏈的各類創新主體與知識主體間進行產學研協同創新，產業創新的涵蓋主體、知識共享范圍以及創新擴散范圍都相對有限。由于知識的獨占性以及部分核心企業的技術壟斷性，產業內各類創新主體開展創新合作以及知識共享的成本相對較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產業創新績效。尤其是產業鏈內的大企業往往基于規模優勢以及資源能力優勢，擠占或者侵蝕產業內中小企業的創新空間，抑制或者延緩了產業內的顛覆式創新等技術范式的出現。在數字經濟驅動下，產業創新網絡以及創新邊界得到全方位顛覆，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基于數字技術的開放創新與包容性，數字經濟重塑了產業開放式創新網絡。產業內的各類創新主體能夠基于數字技術實現即時鏈接以及瞬時互動。產業鏈內的上下游企業之間的創新合作將被重新定義，逐步從企業間的散點式創新合作網絡走向基于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生態系統。在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生態系統內部，創新主體的范圍得以最大程度地集聚，包括虛擬集聚與線上線下協同。各類創新主體與知識主體能夠以更低的交易成本開展創新合作，且開展知識吸收、知識捕獲、知識共享以及知識整合的成本更低。產業內的各類創新主體能夠最大程度地聚合相應的創新資源實現價值共創，形成數字技術驅動的產業創新共同體。其次，數字經濟下的產業間跨界融合速率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傳統第一產業、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的產業邊界一定程度上被打破。比如在數字經濟環境下，傳統第二產業中的制造業服務化趨勢愈發明顯，整個制造生產方式從大規模流水線、小規模定制向大規模定制與服務化定制轉化。數字經濟驅動產業創新的過程中，服務主導邏輯替代了傳統產品主導邏輯，相應地，產業間跨界融合也衍生出一系列的數字服務創新與數字產品創新。再次，數字經濟環境中，用戶驅動的產業創新成為新常態。傳統用戶創新理論強調領先型用戶的力量。領先型用戶在主導設計、標準設計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一定程度上引領了產業創新進程中的產品標準與服務標準迭代進程。在數字經濟環境下，不管是領先型用戶還是非領先型用戶均能夠參與到產業創新過程中的研發設計、生產制造以及服務銷售等各個創新環節；且更加強調用戶在產業創新尤其是開放式創新網絡中的作用，即用戶驅動的研發設計、用戶驅動的定制化制造以及用戶驅動的服務創新等成為產業創新中的核心。
第三，在產業組織層面，產業組織是支撐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組織載體。傳統經濟業態下，產業內的核心企業組織通過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效應來提升企業生產效率。產業組織之間的競爭總體上存在高競爭壁壘性，即產業內競爭的一般路徑是核心企業通過提升市場集中度等方式來獲取市場利潤。產業內的主導技術一旦形成，在位大企業通過技術壟斷或者技術標準擠占產業內的利潤空間，抑制了產業內創新的多元化。在數字經濟驅動下，產業組織形態從傳統企業邁向平臺型組織，數字平臺企業鏈接的市場范圍也從單邊市場走向雙邊市場。平臺企業通過搭建交易互動平臺以及創新平臺快速集聚雙邊用戶與其它互補者，共同參與價值共創與價值增值共享，并以雙邊市場特有的同邊網絡效應與跨邊網絡效應參與市場競爭。相應地，在平臺主導的產業組織范式下，傳統生產者、消費者等產業組織角色將被重新定義，整個產業鏈上下游企業的界限一定程度上在平臺場域內被徹底打破，呈現出產業平臺組織下的跨產業鏈融合以及跨生態位協同的產業生態鏈群。各產業組織在各個鏈群內能夠依賴鏈主為價值牽引中心開展跨生態位的價值共創，進而催生新技術、新業態與新模式，重塑整個產業的創新能力與協同耦合能力。
第四，在產業鏈安全性層面，產業鏈安全是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前提與保障。從傳統產業鏈的安全支撐主體來看，其核心是產業鏈內的企業在面對重大外部沖擊或者不確定性事件中的抗風險能力與企業韌性，尤其是核心企業的抗風險能力與企業韌性構成了產業鏈安全的重要維度。然而，由于傳統產業鏈內的各類創新主體對于創新信息與知識的封閉，其在創新過程中的風險信息與技術信息等難以被其它上下游企業所完全知曉。即使存在產業鏈內的企業間合作創新也難以形成面向整個產業鏈安全性的集體行動。在傳統經濟形態下，產業鏈之間的協同成本相對較高，產業鏈轉移的固定成本更高，一旦整個產業的某一核心企業遭遇外部不確定性事件沖擊或者非經濟因素沖擊，將導致產業鏈整體的創新協作與生產協作受到巨大沖擊。比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傳統產業鏈受到巨大沖擊甚至遭遇斷鏈風險，原因就在于某一核心企業難以復工復產導致傳統經濟形態下的單鏈式產業鏈關系破裂。而在數字經濟驅動下，產業鏈內的各個企業在數字化進程中將推進產業鏈整體的數字化，企業能夠通過線上線下協同的方式開展產業鏈內的協同創新與開放式創新。且產業鏈內的核心企業能夠通過數字智能技術快速獲取與及時預判產業鏈上下游或者關聯產業的相關風險信息，對整個產業鏈的各類創新主體的創新動態開展可視化解構，實現產業鏈內各類創新主體的互聯互通，這將大大提高產業鏈的柔性程度。在遭遇外部不確定性事件沖擊下，產業鏈內的核心企業能夠快速立足數字技術重新建鏈與重新組鏈，即能夠面向整個產業創新生態系統的各類創新主體開展跨界重組與資源重新配置，打破傳統業態下的信息孤島、數據孤島效應。傳統經濟形態下的單一鏈式結構被網絡化與柔性化的網絡結構所替代，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產業鏈的抗風險能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將發展數字經濟上升為國家戰略，不斷完善數字基礎設施，以數字技術賦能傳統產業，加快培育新業態、新模式，數字產業化加快發展，產業數字化轉型穩步推進，為我國產業搶占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先機、下好新一輪產業國際競爭“先手棋”、打造產業未來發展制高點打下了堅實基礎。但是，我們還應該清醒認識到，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較為突出，數字經濟對產業發展的價值潛力還沒有充分釋放，治理體系還需進一步完善。特別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發展面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復雜局面，由于全球地緣政治格局變化和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發展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我國數字經濟驅動的產業高質量發展中面臨著重重困難，我國產業體系邁向現代化進程任重道遠。
（一）數字經濟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總體取得顯著成效
近年來，國家出臺了《網絡強國戰略實施綱要》《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強化大型支付平臺企業監管促進支付和金融科技規范健康發展工作方案》等綱領性和規范性文件，全社會對數字經濟發展重要性的認識不斷深化，數字經濟為產業健康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我國數字基礎設施建設全球領先，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光纖和第四代移動通信（4G）網絡，移動千兆（5G）和固定千兆（光纖）接入用戶規模均居全球第一。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快速提升，我國信息領域PCT國際專利申請數量超過3萬件，比2017年增長了60%，占全球的37.8%，年均復合增長率達13.6%。產業數字化轉型穩步推進，服務業數字化水平大幅提升，工業數字化轉型加速，工業企業生產設備數字化水平持續提升，更多企業邁上“云端”，大數據產業規模快速增長，從2017年的4700億元增長到2021年的1.3萬億元。數字技術與各行業加速融合，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移動支付廣泛普及，在線學習、遠程會議、網絡購物、視頻直播等生產生活新方式加速推廣，互聯網平臺日益壯大。數字產業化取得顯著進展，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云計算等新興數字產業異軍突起，新業態新模式日新月異，移動支付、視頻直播、遠程會議、智慧物流等競相發展，數字經濟規模從2016年的22.6萬億元增至2021年的45.5萬億元，占GDP的比重從32.9%提升到39.8%，總量穩居世界第二[相關數據來源《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1）》，參見張詩瑤《數字引領新格局，一起向未來》，《光明日報》，2022年7月24日。]。數字經濟國際合作不斷深化，數字經濟領域平臺企業加速出海，影響力和競爭力不斷提升。此外，在數字政府治理服務、數字社會服務、數字化發展治理等方面也取得了長足進步，一體化政務服務和監管效能大幅度提升，“一網通辦”“最多跑一次”“一網統管”“一網協同”等服務管理新模式廣泛普及，數字營商環境持續優化，在線政務服務水平躍居全球領先行列，數字政府建設成效顯著。
（二）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進程不斷加快
數字經濟驅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產業形態是數字產業與產業數字化，前者主要是數字技術驅動的全新產業業態，具體包括軟件業、電信業、電子信息制造業和互聯網行業等，后者主要是傳統產業嵌入數字技術開展數字化轉型的產業，傳統產業立足數字技術應用實現產業增值與效率改善。目前，學界對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的界定以及測算范圍依然存在廣泛的爭議性，其中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提出的產業數字化與數字化產業的相關界定與測算范圍逐步得到認可。隨著數字經濟總體規模與占GDP比重的不斷攀升，我國數字產業化與產業數字化進程也不斷加快。根據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2》，我國產業數字化規模逐年攀升。從數字產業化的發展進程來看，2021年，我國數字產業化規模為8.35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1.9%，占數字經濟比重為18.3%，占GDP比重為7.3%，數字產業化發展正經歷由量的擴張到質的提升的轉變。從產業數字化的發展進程來看，2021年，產業數字化規模達到37.18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7.2%，占數字經濟比重為81.7%，占GDP比重為32.5%，[數據來源：《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1）》，參見張詩瑤《數字引領新格局，一起向未來》，《光明日報》，2022年7月24日。]產業數字化轉型持續向縱深加速發展。
從傳統產業數字化來看，隨著數字經濟迅猛發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也不斷加快，傳統產業已成為數字技術應用的主戰場，數字經濟成為賦能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主要創新場景與應用場景。在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中，制造業成為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核心產業，轉型進程與效益明顯。根據CCW Research（計世資訊）對中國部分重點行業數字化轉型市場現狀的調研數據顯示，2018～2020年中國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市場規模及增長率不斷攀升，從2018年的近2000億元攀升到2020年的近2500億元。[計世資訊：《2019-2020年中國重點行業數字化轉型市場現狀與發展趨勢研究報告》，2020年4月1日。]而工業互聯網是傳統制造產業數字化轉型的主要表現，相關統計顯示，2019年我國工業互聯網經濟增加值為2.13萬億元，同比增長47.3%。2020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達到了26.59萬億元，5G終端連接數達到了3.65億戶，5G標準必要專利數量聲明占比超過38%。[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工業互聯網發展成效評估報告》，2021年11月21日。]整體來看，工業互聯網平臺正成為我國制造產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也成為數字經濟驅動傳統產業升級轉型的關鍵產業組織載體。
（三）核心技術能力提升仍然是我國數字經濟與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依靠巨大的國內市場、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和相對寬松的出口環境，成為名副其實的制造大國。但隨著國內、國際形勢的變化，我國的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成本上漲，傳統的比較優勢逐漸削弱，前期依靠“來料加工”成長起來的一些產業，其制成品的質量可靠性、穩定性、耐用性和一致性亟待提升，核心基礎零部件、核心元器件、核心基礎材料、核心工藝技術等方面對外依存度較高，關鍵核心技術和共性技術供給不足，國外技術壁壘、壟斷或封鎖對部分產業核心能力的制約和限制仍未獲得根本性突破，關鍵技術“卡脖子”現象嚴重，成為阻礙我國數字經濟與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問題。特別是近年來，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進入加速演變期，經濟全球化逆流加劇，各國產業內顧傾向上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出現集團化、本地化和周邊化趨勢，一些發展中國家崛起使世界經濟結構發生很大變化；同時，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不僅在“對軍事至關重要，中國對此技術擁有的知識相對匱乏和美國確實處于該技術發展的前沿”等高科技和新興技術領域設定“小院”，通過實施“多邊出口管制，限制中國投資美國技術領域，限制中國人進入敏感的實驗室”等策略建設“高墻”，而且對我國數字高科技產業等細分領域和數字先進制造業展開“全場打擊”，尤其數字通信、工業母機、高端芯片、量子計算、人工智能、數據分析存儲、開發平臺、基本算法、基礎軟件、基礎元器件、基礎材料和復雜裝備等行業進行極限施壓，試圖將我國產業鎖定在產業鏈和價值鏈的中低端，對我國數字經濟與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形成了極大壓力。
（四）數字經濟與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生態體系尚需完善
很多產業的產業鏈內還沒實現深度融合交流、資源共享共建、優勢能力互補，上下游協作互動的發展狀態，未能形成充分的上下游協同、創新高低協同，以及與周邊區域形成共同發展、利益共享的產業協同發展的有效機制。以集成電路行業為例，各地大量上馬集成電路項目，大量重復投資、低效投資問題初現，高端制程制造、高端設備、材料、EDA軟件等突破的協同性不足；同樣，高端裝備制造業需要技術研發、加工制造、材料供給、專業人才等完善成熟的產業鏈條和配套體系才能形成良性發展，但是無論是數字人才供給、新材料研發等都存在嚴重不足。特別是在前期的改革發展中，一批行業部門的下屬專業化科研院所在轉企改制后人才流失十分嚴重，導致行業創新主體缺位，共性技術供給能力有所降低。除此之外，由于共性技術難以直接創造經濟利潤，前期投入加大，回報周期較長，使得很多企業對共性技術重視不夠，導致共性技術供給體系不完善、總量不足和質量不高的問題日益成為制約企業創新發展的瓶頸，影響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提升。例如，數控機床行業一直存在關鍵共性技術前瞻性研究不夠，研發投入缺乏持續性和傳承性，導致高端數控機床和工業軟件主要依靠進口；種子行業由于關鍵生物技術領域的原創新研究不足，給農業產業生態安全也造成一定影響等。
（一）順應數字經濟發展規律和趨勢，構筑產業發展新基礎
考察近代世界經濟發展歷史可以發現，科技和產業革命的發生發展在不同國家間表現出很大差異，究其原因，主要是不同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存在文化變革、制度演進和技術創新方面的差異。科技和產業革命所以在一國（或一定區域）發生發展，首先是新思想、新理念、新知識的廣泛傳播，并與該國傳統文化碰撞、交融，成為新科技和產業革命“爆發”的前提和“基礎變量”；國內知識體系的積累和迅速崛起，大量新發明、新技術“井噴式”涌現并被大規模采用，成為一國經濟騰飛的內生動力；而與新科技和產業革命相適配的一系列制度、政策變革，是一國產業經濟趕超的關鍵。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要不斷提高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素養，深刻把握數字技術創新趨勢和數字經濟發展規律，正確處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調整帶來的各種制度性矛盾與挑戰，實現我國科技與經濟體系的動力提升、效率提升和質量提升，構筑產業發展新基礎。
在數字經濟驅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需要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海量數據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以關鍵共性技術為重點突破口，解決一些基礎產品和技術對外依存度較高的問題，以關鍵環節被“卡脖子”的數字關鍵核心技術攻堅為重點，實現數字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可控，為數字經濟發展和國家經濟安全提供核心支撐力和驅動力。一是加快推動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深入實施工業互聯網創新發展戰略，鼓勵工業企業利用5G、時間敏感網絡(TSN)等技術改造升級企業內外網，完善標識解析體系，打造若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工業互聯網平臺，提升安全保障能力，推動各行業加快數字化轉型。二是提升商務領域數字化水平，打造大數據支撐、網絡化共享、智能化協作的智慧供應鏈體系。健全電子商務公共服務體系，匯聚數字賦能服務資源，支持商務領域中小微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提升貿易數字化水平、引導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租賃和商務服務等傳統業態積極開展線上線下、全渠道、定制化、精準化營銷創新。三是開展工業數字化轉型應用示范。實施智能制造試點示范行動，建設智能制造示范工廠，培育智能制造先行區。針對產業痛點、堵點，分行業制定數字化轉型路線圖，面向原材料、消費品、裝備制造、電子信息等重點行業開展數字化轉型應用示范和評估，加大標桿應用推廣力度。
（二）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準確把握數字經濟發展方向和著力點
發展理念是引領發展全局的科學指引，是發展行動的先導。黨的十三大強調了經濟效益和經濟結構的問題，提出要從粗放經營為主逐步轉向集約經營為主的軌道，黨的十五大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黨的十七大進一步明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任務。黨的十九大作出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判斷，要求新時代經濟發展必須更加突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些思想理念環環相扣，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在以數字經濟發展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適應數字化趨勢，將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擺在我國產業高質量的核心位，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時，主動抽象問題、分解問題，構造解決問題的模型和算法，善用迭代和優化，并形成高效解決同類問題的范式。把數字技術創新作為產業高質量發展第一動力，積極利用豐富的數字化資源、廣泛的數字化工具和泛在的數字化平臺，努力發展戰略性數字新興產業，推動傳統產業創新升級。將協調作為數字經濟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內生特點，在各種數字場景中不傷害他人和社會，實現辯證發展、系統發展、整體發展，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將綠色作為數字經濟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普遍形態，將數字化資源、工具和平臺用來提升綠色發展能力，解決人與自然和諧問題；將開放作為數字經濟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必由之路，深度融入世界數字經濟發展中，積極參與數字全球治理，解決數字經濟與產業高質量發展內外聯動問題；將共享作為數字經濟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根本目的，著力增進人民福祉，遵循數字倫理規范，積極維護數字經濟的健康發展秩序和生態。
（三）加強產業創新體系建設，破解關鍵核心技術的“卡脖子”問題
經過多年的發展，我國科技創新已經從追趕階段的集成創新、消化吸收再創新為主，轉向逼近技術前沿的原始創新，在一些數字技術部分領域我們已經從“跟跑”到“領跑”。但是，我們要清醒認識到，在我國產業發展中，我國技術研發與需求之間的缺口還很大，特別是關鍵核心技術創新中的科學基礎研究、底層核心基礎技術、工藝能力等不同的知識和能力集成不足，高端芯片、基礎軟硬件、開發平臺、基本算法、核心基礎元器件等瓶頸仍然突出，人力資源、設備、軟件、數字基礎設施、應用場景等不同要素資源系統互動不夠，關鍵技術受國外技術壟斷或技術封鎖的限制仍未獲得根本性突破，部分戰略性產業領域的關鍵核心技術面臨嚴重的“卡脖子”問題。因此，在產業創新層面需要持續加強全面自主創新體系建設，把數字經濟發展作為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的內生動力，依靠數字創新中的數字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為數字經濟驅動下的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核心動力和技術支撐。
具體來看，一方面，需要瞄準我國產業發展的數字科技需求缺口，增強產業創新能力。按照“市場需求–產業目標–技術壁壘–研發重點”的分析框架，跟蹤數字科技發展動向，深入分析我國產業發展中數字關鍵核心技術需求缺口，通過系統化、層次化篩選，分析產業中關鍵技術和主要產品的實現時間、路徑和市場前景，捕捉產業發展的技術機遇，找準存在的問題，特別是對一些關鍵、共性數字關鍵技術展開研究，明確各創新主體在技術創新中的分工和合作，按產業和數字經濟發展規律提供技術路線和戰略依據，找出滿足市場需求所需要的技術解決方案，推進現有產業的技術、產品和組織創新，提升產業素質，進而提升我國產業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一是明確我國數字科技發展現狀及與世界先進國家的差距，選擇優先發展的關鍵技術群，瞄準傳感器、量子信息、網絡通信、集成電路、關鍵軟件、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新材料等戰略性前瞻性領域，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提高數字技術基礎研發能力。二是按照產業高質量發展目標，預測技術發展趨勢，形成“技術跟蹤–技術預測–技術選擇和規劃–行動（技術開發和商業化）”的發展思路，集中突破硬性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高端芯片、操作系統、工業軟件、核心算法與框架等關鍵核心技術，加強通用處理器、云計算系統和軟件關鍵技術一體化研發和跳躍式發展的“殺手锏”。三是實施產業鏈強鏈補鏈行動，加強面向多元化應用場景的技術融合和產品創新，著力提升基礎軟硬件、核心電子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和生產裝備的供給水平，強化關鍵產品自給保障能力，完善5G、集成電路、新能源汽車、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等重點產業供應鏈體系，提升產業鏈關鍵環節競爭力。
（四）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增強產業發展體系的效率和動能
數字經濟時代數據作為新型關鍵生產要素，是支撐產業體系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的基礎，是改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治理方式的關鍵。目前，我國對數據所有權、采集權、使用權、共享權等相關物權界定尚未厘清，數據安全治理監管機制亟待建立完善，數據要素市場尚需規范，算法和算力在數字經濟中的定位還比較模糊。在實現產業高質量發展的過程中，我們不僅需要高度重視理解數據、展示數據、演繹數據、開發數據、利用數據的數字技術工具的研究開發，而且要充分利用數據在數字經濟發展中的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的特點，拓寬傳統經濟增長理論的邊界。從數據中擷取洞見提振經濟行為，改善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傳統要素的質量和效率，增強產業體系的效率和發展的新動能。
一是要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的乘數效應，通過改善數據供給、提高數據質量，釋放數據要素紅利。要利用大數據的爆發增長、海量集聚和我國數字經濟豐富應用場景優勢，加快5G、人工智能、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虛擬現實、邊緣計算等新興信息技術融合創新。要加強數據采集、儲存和應用技術開發，不斷提升數據搜集與分析的執行速度，推動數據在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和社會服務管理等各領域；要聚焦數據的標注、清洗、脫敏、脫密、聚合、分析等環節，提升數據資源處理能力；要打破技術和協議壁壘，推動數據的共享、交換、協作和開放；要努力推動數據資源分類分級管理和標準體系建設，提升數據管理水平，推動大數據向研發、制造、物流、服務等產業鏈核心環節延伸，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產業創新能力，充分釋放數據要素在改善福利、推動經濟繁榮中蘊藏的巨大能量，釋放數據紅利。
二是要充分利用我國數據資源規模龐大的價值潛力，加快數據要素市場化流通。要充分激活數據要素潛能，變革提升傳統產業生產方式和治理方式，通過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數據化和網絡化改造，使數據要素成為賦能我國經濟體系新動能的核心引擎，促進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帶動產業技術進步，推動產業迭代升級。要加快構建數據要素市場規則，培育市場主體、完善治理體系，促進數據要素市場流通。要鼓勵市場主體探索數據資產定價機制，推動形成數據資產目錄，逐步完善數據定價體系。規范數據交易管理，培育規范的數據交易平臺和市場主體，建立健全數據資產評估、登記結算、交易撮合、爭議仲裁等市場運營體系，明確數據確權、交易流通、權益保護、安全治理、流程監管等制度規范，嚴厲打擊數據黑市交易，營造安全有序的市場環境，提升數據交易效率。
三是創新數據要素開發利用機制。要適應不同類型數據特點，以實際應用需求為導向，探索建立多樣化的數據開發利用機制。鼓勵市場力量挖掘商業數據價值，推動數據價值產品化、服務化，大力發展專業化、個性化數據服務，促進數據、技術、場景深度融合，滿足各領域數據需求。鼓勵重點行業創新數據開發利用模式，在確保數據安全、保障用戶隱私的前提下，調動行業協會、科研院所、企業等多方參與數據價值開發。對具有經濟和社會價值、允許加工利用的政務數據和公共數據，通過數據開放、特許開發、授權應用等方式，鼓勵更多社會力量進行增值開發利用。結合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加快城市數據融合及產業生態培育，提升城市數據運營和開發利用水平，建立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數據要素收益分配制度，使我國數字經濟發展始終沿著正確的軌道前進。
（五）完善人才成長環境，夯實數字經濟與產業高質量發展數字人才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上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可寶貴的，一切創新成果都是人做出來的。硬實力、軟實力，歸根到底要靠人才實力。”[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5月28日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講話.]當前，我國集聚全球創新人才的體制制度尚在探索中，高水平數字創新人才仍然不足，特別是數字科技領軍人才和跨學科的高層次人才匱乏，人才評價制度不合理，人才管理制度還不適應科技創新要求、不符合科技創新規律，激發人才創新創造活力的激勵機制還不完善。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要破除一切制約人才引進和成長的思想障礙和制度藩籬，聚集一流創新人才，建設高水平的數字技術創新與數字經濟發展的科學家隊伍，提升全民數字素養和技能，夯實數字經濟與產業高質量發展人才基礎。具體來看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人才聚集、培養的體制機制，營造有利于創新創業的政策環境。得人之要，必廣其途以儲之。要優化人才政策，構建有效的引才用才機制，吸引高層次數字科技與產業經營人才移民中國，努力為世界各地有才華的發明家和企業家創造來中國實現創新創業夢想的機會和條件，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的創新局面。要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長的培養機制、有利于人盡其才的使用機制、有利于競相成長各展其能的激勵機制、有利于各類人才脫穎而出的競爭機制，培植好人才成長的沃土，讓人才根系更加發達，一茬接一茬茁壯成長。要尊重人才成長規律，解決人才隊伍結構性矛盾，構建完備的人才梯次結構，培養造就一大批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創新團隊。
二是努力提升全民數字素養和技能，充分發揮跨學科、跨領域的“數字橋梁人物”的關鍵作用。深入實施全民數字素養與技能提升計劃，擴大優質數字資源供給，鼓勵公共數字資源更大范圍向社會開放，有效提高社會成員數字意識、計算思維、數字化學習與創新能力、數字安全與真偽敏感性、數字社會責任，提高其主動發現和分享利用真實、準確數字的能力，科學有效地防范大數據殺熟、算法歧視等數據陷阱。特別要注重發揮對數字經濟與產業高質量發展理論內涵和底層邏輯有深刻理解和現實操作豐富經驗的“數字橋梁人物”的作用，利用他們跨學科的知識背景、技術語言方面的優勢，在產業組織和外部環境間、以及產業組織內部不同功能板塊之間進行有效的信息“翻譯”和溝通，使數字技術、數字經濟與產業高質量發展的相關專業知識，成為能被產業組織或企業內部其他成員所能接受的邏輯和語言，為他們順暢地理解數據被采集和共享的方式、算法被采用的方式和目的等問題創造條件。
三是完善人才評價激勵制度，探索建立創新團隊主導的創新人才智力成本補償制度。要創新人才評價機制，建立健全以創新能力、質量、貢獻為導向的科技人才評價體系，形成并實施有利于科技人才潛心研究和創新的評價制度。要注重個人評價和團隊評價相結合，尊重和認可團隊所有參與者的實際貢獻。要完善科技獎勵制度，讓優秀科技創新人才得到合理回報，釋放各類人才創新活力。要堅持以人為本，要以調動創新人才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出發點和落腳點，賦予創新團隊績效分配更大自主權，鼓勵按照人員在創新項目中投入的全時當量作為人員智力成本進行核算，設定有差別的智力成本補償比例，實現以創新成果的科學價值、經濟價值、社會價值貢獻作為智力成本補償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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