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經濟是以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核心內容的經濟活動的集合。近年來，隨著互聯網日益普及和數字技術加快應用，我國“三新”經濟蓬勃發展，逐步成為引領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新生力量。作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下“三新”經濟對促進經濟趨穩向好發揮了積極作用，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動能。
“三新”經濟釋放發展活力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以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為代表的新技術培育出新產業群；互聯網應用催生的網絡購物、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新業態趨于成熟，有力支撐了新型消費；智慧農業、智能制造、未來工廠等新模式不斷涌現，“三新”經濟發展顯現出旺盛活力。2022年7月，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經核算，2021年我國“三新”經濟增加值為197270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長16.6%（未扣除價格因素）。這是自國家統計局發布相關數據以來，連續第5年“三新”經濟增速超過當年GDP增速，這種增長態勢推高了“三新”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2017年占比15.7%上升至2021年的17.25%。再從三次產業的結構看，2021年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三新”經濟增加值分別比上年增長6.6%、19.1%和15.3%，占“三新”經濟增加值的比重分別為4.0%、44.4%和51.6%。其中，“三新”經濟中第二產業增加值占比（44.4%）高于第二產業增加值占當年GDP的比重（39.4%），反映出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沖擊和風險事件，工業部門整體上承壓能力較強，具有強勁韌性。
“三新”經濟快速發展是技術創新、經濟結構調整和制度變革的共同結果。網絡經濟規模化發展、新型基礎設施逐步完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持續深化、“雙創”活動向縱深推進以及消費升級提速為“三新”經濟發展注入源源不斷的澎湃動力。從影響“三新”經濟發展的諸多因素來看，網絡化、數字化的特征和主線日益清晰。隨著“互聯網+”向生產和消費領域延伸，網絡技術和數字技術對“三新”經濟發展的牽引作用顯著增強。2022年8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我國移動互聯網用戶數、固定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分別達14.2億戶、5.4億戶，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達2216億GB，帶動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構成中，網絡經濟指數攀升至1963.6，比上年增長48.4%，對總指數增長的貢獻率高達81.9%，成為培育新動能的第一驅動力，這恰恰是我國消費端和生產端累積的海量數據以及由完整產業體系生成的豐富應用場景優勢的集中體現，5G技術及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投入將進一步強化這一優勢，賦予“三新”經濟與數字經濟相似的高創新性、強滲透性、廣覆蓋性等鮮明特點，為“三新”經濟上規模、擴賽道提供強有力的新型要素支撐。
新冠肺炎疫情改變了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快速增加的無接觸需求拓展了應用場景，給“三新”經濟規模化發展帶來了機遇。一方面，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醫療機器人、區塊鏈等數字技術和智能設備被廣泛應用于疫情防控中，線上購物、無人機配送、智慧物流更是疫情下不可或缺的物資保障手段，流調數據收集和處理、重點場所布防、防控知識宣傳、特定人群服務、遠程醫療、居家辦公、線上教學等疫情防控各個環節都離不開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參與和支持；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展線上展會、“云洽談”、網上簽約，“三新”經濟成為疫情下“六穩”“六保”的重要抓手。
“三新”經濟賦能效應不斷顯現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任務是增強經濟發展動能、暢通經濟循環。”2022年8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以2014年為100）為598.8，比2020年上升156.4，2017-2021年該指數增速分別達到30.2%、35.1%、26.1%、35.9%和35.4%，動能轉換取得積極成效。“三新”經濟作為發展新動能的主要來源，其賦能效應集中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是加快結構轉型。從產業結構變遷的一般規律來看，服務業占比上升是一國（地區）進入工業化后期和后工業化社會之后產業結構的典型特征，中國產業結構演進同樣符合這一規律。然而，服務業的技術經濟特性決定了其采用機器替代勞動的難度較大。由于不少服務部門技術密集度不高，規模效應不明顯，導致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長期低于制造業，而其相對價格卻持續上升，美國經濟學家威廉·鮑莫爾將這種技術進步遲緩造成生產率偏低與價格攀升并存的現象定義為服務業的“成本病”，即所謂的“鮑莫爾病”。受“鮑莫爾病”的影響，一國或地區產業升級的過程往往伴隨著經濟增速下降，這也是現階段中國經濟降速換擋的原因之一。數字經濟時代到來有望緩解服務部門的“成本病”，數字技術應用不但能夠分化出新興數字服務領域，而且帶動服務業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在結構重塑、賦能提質、規模經濟三個維度上提高服務業勞動生產率，從而改變傳統服務業“停滯部門”的角色，緩和經濟增長結構性失速的矛盾。需要強調的是，相較于制造業，我國服務業改革開放進程相對滯后，阻礙了要素市場化配置，制約了服務業發展質量、效益和競爭力的提升。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為中國經濟注入了新的活力，撬動了存量改革，形成了倒逼機制和示范效應，有助于激活產業轉型升級的體制機制能量。“三新”經濟發展的結構效應還表現在傳統產業升級上。“三新”經濟本身是跨界融合的產物，與經濟體系中原有產業、業態、商業模式有著不同程度、形式多樣的關聯。通過嫁接新技術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傳統產業不斷拓展要素供給邊界，創新轉型路徑，推進數字化綠色化深度融合，實現技術經濟范式的根本性躍遷。
二是促進新消費。進入新發展階段，擴大內需、加快消費升級對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愈發凸顯。“三新”經濟不僅自身蘊含著新的消費增長點，而且新技術應用使得企業能夠以較低的成本精準、高效識別出流通領域的堵點和消費者需求痛點，線上線下充分互動，給消費者帶來更加豐富、多樣化的產品和服務購買使用體驗，提供個性化、定制化、靈活便捷的客戶服務。目前，“三新”經濟已滲透到衣食住行、文教旅娛、醫療康養等消費領域，瞄準消費熱點，創造新需求，發現新市場，刺激新消費。
三是創造新就業。進入21世紀，生命科技助推人類壽命逐漸延長，數字技術極大地激發了個體創新潛能，對家庭、就業以及生產組織方式將產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影響，出現了失業性經濟增長、超長壽命的老齡化社會、超級休閑生活、個體化創新與自雇經濟、零工經濟等一系列全新的經濟社會現象，工作現場無人化以及深度人機協同的生產、消費、物流、娛樂等新型經濟活動，將顯著提高勞動產出效率。同時，“三新”經濟推動就業崗位及職業內涵朝著服務化、智能化、虛擬化、多元化方向發展，不僅增加了工作的知識和技能含量，明顯降低了傳統體力勞動強度，而且創造了網約車司機、直播銷售、外賣騎手等新就業崗位，促使工作及收入形式更加靈活多樣。根據近兩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新職業信息，伴隨著“三新”經濟細分領域增多，一批新就業崗位應運而生，國家相繼認證了區塊鏈應用操作員、社區網格員、互聯網營銷師、信息安全測試員、在線學習服務師、社群健康助理員、增材制造（3D打印）設備操作員、機器人工程技術人員、數據安全工程技術人員、數字化解決方案設計師、數據庫運行管理員、信息系統適配驗證師、數字孿生應用技術員、商務數據分析師、農業數字化技術員以及碳匯計量評估師等新職業，為青年一代規劃職業生涯提供了更多選項，這也反映出“三新”經濟發展持續深化、產業體系逐步完善的趨勢。
四是有助于共同富裕的不斷推進。隨著智能手機普及，電子商務、短視頻直播等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將偏遠地區納入了全國統一大市場，推動了不同地區線上消費并軌，大量特色農產品和手工藝品通過網絡直播等電商升級版模式出村進城，打開了銷路，占據了市場。同時，中西部地區承接數據標注等人工智能產業中的勞動密集型項目，憑借勞動力數量和成本優勢，融入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產業鏈，“三新”經濟已成為帶動農民就業創業、增收致富的新方向新機遇。為規范網絡直播行業發展，各級政府和主管部門為直播帶貨設門檻、劃底線、立標準。電商扶貧、文旅扶貧曾為決勝脫貧攻堅戰添磚加瓦，如今直播平臺繼續助力鄉村振興戰略。“三新”經濟健康發展有利于彌合地區之間數字化轉型級差，跨越“數字鴻溝”，實現協同發展，邁向共同富裕。
“三新”經濟發展面臨的不確定性和挑戰
近年來，我國科技創新綜合實力提升，研發投入和科技產出“雙高”格局逐步形成，為“三新”經濟發展賦予了強大的驅動力。當然，也要看到，我國雖然已成為科技投入產出大國，但現階段國內基礎研發仍比較薄弱，人才儲備及結構還不夠合理，高端要素供給不夠充分，導致支撐“三新”經濟發展的創新鏈尚不完整，產業體系自主性、穩定性、安全性不足。2022年8月，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在我國經濟發展新動能指數構成中，網絡經濟指數貢獻了超過八成的動能，而創新驅動指數和知識能力指數的貢獻率分別僅為6.4%和2.4%，還存在高端智能硬件、操作系統、工業軟件等核心技術和關鍵要素被“卡脖子”的發展瓶頸。隨著大國競爭升級，各國推動前沿科技和未來產業發展的戰略導向表現出越來越鮮明的“內向化”傾向，新技術新產業相關領域的跨國交流合作受到抑制，阻礙了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國際標準和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三新”經濟發展面臨科技原創力缺失、產業鏈主導力不強、國際規則塑造力偏弱的短板和挑戰。
“三新”經濟發展是數字經濟時代重大創新成果與商業應用互促共進的產物。總體來看，新一輪科技革命下，技術變革與商業周期之間固有的時滯呈現縮短態勢，兩者的演化表現出“齊頭并進”的特征，這也決定了“三新”經濟對科技成果產業化、商業化的方式和效率有更高要求。然而，長期以來我國創新體系整體效能還有待提升，科創資源整合還不到位，致使知識創造與價值創造之間缺乏有效銜接，供需兩端目標不一致引發要素錯配，科技研發成果商業化推廣受限，而資本過度炒作則有可能進一步放大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市場化風險。有別于以往基于規模效應、由現金流驅動、追求凈現值的估值邏輯，資本對“三新”經濟投資價值的判斷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風口”出現的時機以及項目團隊構成、數據要素定價、網絡效應等條件和因素，相比傳統實體部門的投資目標，針對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投資行為的投機性和隨意性更大，不確定性增多。不可否認，“三新”經濟發展的各個階段都需要不同類型資本的參與，但由于監管機制尚不夠完善，資本炒作概念現象依然存在，投機性、短視化的資本介入導致部分領域“三新”項目的商業價值出現波動，干擾了“三新”經濟的正常發展秩序，不利于市場主體健康成長。
如前所述，“三新”經濟催生了新崗位，使就業形式靈活多樣，但其對就業的影響可能更為復雜。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中廣泛采用“機器代人”，由此產生的勞動替代效應在不同程度上抵消了就業創造的實際效果，這種替代效應同樣發生在各種線上服務平臺對傳統實體店經營活動和就業崗位的擠出上。另外，由于平臺從業人員的用工形式、薪資計算更加多元化，且部分收入難以用傳統方式統計，給雇傭關系和勞動所得認定帶來困難，引發收入不夠穩定、平臺或自主社會保險覆蓋率較低、勞動法律救濟途徑不暢等一系列新矛盾新問題。
“三新”經濟對傳統市場格局、競爭規范及監管方式造成了沖擊。圍繞數據及其權益的競爭日益激烈，部分領域出現了新的壟斷勢力。現階段，有關互聯網產業、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等領域壟斷發生的機理、性質及其影響，國內外尚缺乏基于經濟學理論創新的較為全面深刻的規律性認識，而在政策實踐層面，規范“三新”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與傳統行業規章、標準之間難免發生沖突，對于“三新”經濟究竟如何監管、共享經濟等新業態對公共資源的占用是否需要付費等問題仍有爭議。不可否認，在起步階段營造相對包容寬松的政策氛圍和發展環境有助于“三新”經濟成長，盡快形成規模效應，但隨著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趨于成熟，數據安全、隱私保護、平臺壟斷等問題集中暴露，迫切需要探索符合“三新”經濟發展規律的監管模式和政策思路。如果政府監管和市場規范跟不上技術迭代及場景拓展的節奏，就可能會影響市場預期和投資信心。
著力優化發展環境，
推動“三新”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
“三新”經濟的內涵和外延處在動態變化之中，隨著“三新”經濟由成長期進入發展的成熟期，現行統計體系中的“三新”經濟有可能被未來更新的技術、產業、業態、模式所迭代。目前，“三新”經濟發展開始由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升。面對問題和挑戰，立足新發展階段，緊緊把握住數字化轉型主線，創新政策思路，著力優化發展環境，推動“三新”經濟發展邁上新臺階。
一是堅持創新引領。政府扶持與市場機制有機結合，突出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加緊突破新產業發展的關鍵技術瓶頸，搭建科技成果產業化的綜合服務平臺，幫助企業精準識別新技術的市場化方向和商業價值，為“三新”經濟發展提供高水平原創成果和全方位科技服務。
二是強化要素支撐。加大5G、新一代互聯網、智慧能源交通系統等“新基建”投資力度，不斷投放新應用場景；促進數字要素與傳統要素、市場、業態兼容，引領“三新”經濟與傳統產業協同發展；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提高新產品新業態新商業模式的市場認知度和辨識度，推動新零售與傳統渠道互促共融，釋放商業價值和創造效應；構筑多層級的資本市場和風險投資體系，鼓勵金融部門創新開發適用的產品和服務，引導各類投資主體有序參與“三新”經濟發展，實現資金鏈與創新鏈疊加延伸；優化高校專業設置，加強面向“三新”經濟的交叉學科建設，組織開展新職業新崗位培訓，培養滿足“三新”經濟創新創業需要的新一代復合型人才，形成層次分明、結構合理、開放活躍的人才梯隊。
三是壯大市場主體。著力培育“三新”經濟領域的“專精特新”企業群體，打造“雙創”升級版，增強創新創業團隊的“科技屬性”和市場適應能力，鼓勵“三新”經濟企業國際化發展。落實2022年5月國務院印發的《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充分調動各地積極性，為受疫情沖擊的“三新”經濟市場主體和“雙創”團隊紓困解壓。
四是優化勞動關系和職業發展體系。全面把握“三新”經濟從業人員構成及勞動關系的新特點，厘清“自雇傭”“零工經濟”等新型就業現象的法律內涵和制度邏輯，完善現行法律法規，建立新職業標準體系，進一步理順“三新”經濟領域的勞動關系，要求平臺企業與“三新”經濟從業人員依法合規訂立勞動合同，有效保障“三新”經濟從業人員的勞動權益。
五是創新監管機制和治理模式。合理包容“三新”經濟發展的多元化和不確定性，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方向，找準“三新”經濟繁榮發展與維護市場競爭秩序的利益平衡點，發展與規范兩手抓，善用數字化治理手段，實行企業白名單動態管理，促使“三新”經濟持續賦能高質量發展，助力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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