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我國開啟了“扎實推動共同富?！毙抡鞒獭Ｖ袊鐣茖W院原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蔡昉從三個方向闡述了實現共同富裕的路徑。
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一個基本要求。走向共同富裕有“多途”，但和當前面臨的挑戰相關，可以通過以下三方面途徑加快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
一、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第一，要保持經濟增長在合理區間。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其中包括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要實現這一目標，發展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和基礎。 按照現在的發展趨勢和生產要素資本、人力資本、生產力提高幅度等潛能推算，“十四五”結束時，我國人均GDP可達13000美元到14000美元，能夠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到2035年，人均GDP接近23000美元，將非常接近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但還差一點。如果通過一些必要的改革提高潛在增長率，到2025年將人均GDP提升到14000美元，那么到2035年人均GDP就可以接近23000美元，相當于今天葡萄牙的人均GDP水平，從而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這是我們必須達到的目標，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一個基礎。 第二，要保持經濟增長與收入增長同步。歷史上，GDP的增長和居民收入的增長常常是分離的。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GDP增長和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的同步性非常強，這意味著人均GDP的提高可以轉化為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能夠共享發展成果。未來，還應繼續調整國民收入結構，提高居民收入和勞動報酬份額。同時，也要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縮小各種收入差距。
▲晉江市安海鎮溪邊村美麗鄉村一景（11月26日攝）。新華社記者 林善傳 攝
第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要疊加發力。黨的十八大以來，居民收入差距，也就是基尼系數有所下降，但幾年后又趨于平緩?；嵯禂荡硪粋€國家和地區的財富分配狀況，數值越低，表明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越均勻，反之亦然。基尼系數通常把0.4作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線”。 事實上，初次分配是有極限的，不太可能把收入差距降到0.4以下。從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經驗來看，初次分配后的基尼系數多在0.4以上，有些甚至超過0.5。之所以最終的分配結果都在0.4以下，有的甚至能達到0.3，是因為稅收和轉移支付實現了再分配。
因此，要想把收入分配結構改善到合理水平，必須借助再分配。中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再分配應該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手段。而且，很多發達國家的經驗也顯示，雖然經濟增長、技術變革、全球化可以做大蛋糕，但并沒有自然而然分好蛋糕的機制，所以必須借助再分配手段。
二、促進和擴大社會性流動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要促進社會性流動。歷史上的流動，主要是橫向流動，比如農民工從原來務農轉移到非農產業、小城鎮、中等城市、大城市、沿海地區。但是，在橫向流動中也有縱向流動，比如居民收入、身份、地位的提高，以及崗位提升等。這得益于兩點：第一，教育水平改善速度非?？欤占熬拍炅x務教育和高校擴招，讓更多的人進入教育序列當中；第二，經濟增長非?？欤案庾龅梅浅４蟆?/span> 而現在，我國已經進入中高速或者中速的增長時期，勞動力的流動顯著放慢。在這個時候，更應關注向上的縱向流動。如果沒有切實的手段，社會性流動容易變成零和博弈，相當于擠一輛公共汽車，你擠上來我就掉下去，這種現象會發生，也會產生社會沖突。中央提出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核心就是加速社會流動。 如果按收入將居民分為五組，從宏觀看，每組的收入都在提高，這是今后必須保障的，如果不能做到這一點，就談不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從微觀看，每個家庭的收入也在不斷增加，這是過去的一個重要特點，但今后可能會出現零和博弈的現象，一些家庭的收入改善速度或將明顯慢于其他家庭。從中觀看，很多家庭可以從低收入群體或次低收入群體不斷跨越收入組，進入更高的等級中，這些群體是社會流動的關鍵，也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
▲北京市民在通州運河商務區的一家咖啡館內交談。新華社記者 金良快 攝
因此我們提出，應該進入一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主要涉及以下三個群體。 “倍增”之一，脫貧后低收入農村人口。黨的十八大以來，大概有1億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脫貧，但他們仍是低收入群體。OECD國家的相對貧困標準是居民收入中位數的50%。2019年，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的中位數是14389元，它的50%就是7195元；2020年有所提高。 假設30%的農村家庭符合這個標準，總人數至少為1.53億，數量非?？捎^。如果能夠把這部分人培育為中等收入群體，將創造又一個共同富裕奇跡。 “倍增”之二，進城農民工市民化。2020年農民工的平均工資是4549元，是中等收入群體下限水平。雖然農民工大部分也能算得上是中等收入群體，但只有把他們變成城市居民，他們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否則是非常不穩定的。比如2020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外出農民工和住在城鎮的農民工均減少了3%。 2020年，我國農民工總量28560萬人，其中，外出農民工16959萬人。如果能夠把這些人變成中等收入群體，意義非常巨大，足以實現中等收入群體的倍增計劃。
“倍增”之三，讓老年人過上中等收入生活。第七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老年人口比原來想象的多，老齡化程度比原來想象的高。目前65歲及以上人口高達1.9億人，60歲以上人口高達2.6億人，這是一個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后備軍。如何讓老年人達到中等收入生活水平，是我們老有所養的基本要求。同時，這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保證消費需求能夠繼續支撐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基本條件。
三、社會福利全覆蓋均等化
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講道，經濟增長會跨越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要素驅動，依靠資源和勞動力；第二個階段是投資驅動，配合資源大規模投入資本；第三個階段是創新驅動，依靠技術和生產力的提高；第四個階段是財富驅動。 波特認為，在前三個階段，經濟增長都是上行的，而到了財富驅動階段，經濟增長是減速的，而且一不小心就會陷入停滯。中國經濟發展已經跨過了要素驅動和投資驅動階段，當下需要做的，是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緊密結合。 長期以來，特別是2012年以來，制約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是供給側，是潛在增長能力。但現在，隨著中國人口趨近于零增長，需求側的制約越發明顯。這意味著，我國正面臨雙重制約。按照這個分類，中國需要把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這兩個階段和兩類手段相結合，在供需兩側同時發力，既要保持必要速度，也要學會運用積累起的財富實現增長。
▲空中俯瞰浙江省嘉興市嘉善縣姚莊鎮橫港村（7月12日攝，無人機照片）。新華社記者 徐昱 攝
在這個發展階段，現代化不能回避的就是中國特色的福利國家建設。如果人均GDP在1萬美元到2.5萬美元之間，政府的社會福利支出能夠從26%提高到36%，那么這10個百分點的提高，就意味著能夠基本建成福利國家。從現在到2035年，中國正處在第三和第四個發展階段，所以必須真正建立起福利制度。 除此之外，建設福利國家也保證了人的基本需求，可以實現社會政策托底，支撐創造性破壞。否則，沒有宏觀層面的支撐就永遠會在微觀層面去保崗位、保產能、保企業、保產業，最后的結果就是舊的不能出去，低效率的企業不能退出。 福利國家是國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走的路。當然，我們有中國特色，就是七個“有所”：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覆蓋全生命周期的。 因此，在這一階段，我們既要關注供給側，保持潛在增長能力，也要從需求側、共同富裕入手，保障消費能力的提升，以提高潛在增長率。
